优德体育: 杨早:汪曾祺的水灾叙事与士绅传统--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关闭本页] 来源:中国作家网      发布时间:2018-10-31

一般人读汪曾祺,很容易留意到他的文字里有大量水的意象,像法国的研究者居里安评论《受戒》“写水虽不多,充满了水的感觉”,(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四),第28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汪曾祺自己也承认:“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汪曾祺:《我的家乡》,《汪曾祺全集》(五),第189—19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我是高邮人。高邮是个水乡……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是非常自然的事,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气,人的性格亦多平静如水,流动如水,明澈如水。”(汪曾祺:《自序》,《菰蒲深处》,第1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

问题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虽说“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然而“水有时是汹涌澎湃的”,(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全集》(四),第28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高邮的水,暴烈起来让人难以想象。因此“水”对高邮地域文化性格的影响,必然是双重的,既有柔软、平和、沉静的一面,也有变动、激越、无常的一面。纵然经过汪曾祺诗性笔触的过滤与沉淀,无常的水性仍然时时在他的作品中闪现。尤其是1931年那场大洪灾构成了汪曾祺最深刻的高邮记忆之一,只要一提到故乡,关于水灾的记忆便涌上他的笔端。水灾叙事是汪曾祺故乡叙事中的重要部分。

汪曾祺的水灾记忆:以1931年水灾为中心

汪曾祺的水灾叙事,主要是对1931年大洪灾的记忆。他笔下最早出现这场大洪灾,是1981年以父亲为原型的小说《钓鱼的医生》:

这地方常闹水灾。水灾好像有周期,十年大闹一次。去年闹了一次大水。王淡人在河边钓鱼,傍晚听见蛤蟆爬在柳树顶上叫,叫得他心惊肉跳,他知道这是不祥之兆。蛤蟆有一种特殊的灵感,水涨多高,他就在多高处叫。十年前大水灾就是这样。果然,连天暴雨,一夜西风,运河决了口,浊黄色的洪水倒灌下来,平地水深丈二,大街上成了大河。大河里流着箱子、柜子、死牛、死人。这一年死于大水的,有上万人。大水十多天未退,有很多人困在房顶、树顶和孤岛一样的高岗子上挨饿;还有许多人生病:上吐下泻,痢疾伤寒。(汪曾祺:《故乡人》,《汪曾祺小说全编》(中),第5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之后这份水灾记忆,在汪曾祺笔下不断闪现,《故乡水》《他乡寄意》《故乡的野菜》……最详细的描写是在《我的家乡》中:

阴历七月,西风大作。店铺都预备了高挑灯笼——长竹柄,一头用火烤弯如钩状,上悬一个灯笼,轮流值夜巡堤。告警锣声不绝。本来平静的水变得暴怒了。一个浪头翻上来,会把东堤石工的丈把长的青石掀起来。看来堤是保不住了。终于,我记得是七月十三(可能记错),倒了口子。我们那里把决堤叫做倒口子。西堤四处,东堤六处。湖水涌入运河,运河水直灌堤东。顷刻之间,高邮成为泽国。

我们家住进了竺家巷一个茶馆的楼上(同时搬到茶馆楼上的还有几家),巷口外的东大街成了一条河,“河”里翻滚着箱箱柜柜,死猪死牛。“河”里行了船。会水的船家各处去救人(很多人家爬在屋顶上、树上)。

约一星期后,水退了。

水退了,很多人家的墙壁上留下了水印,高及屋檐。很奇怪,水印怎么擦洗也擦洗不掉。全县粮食几乎颗粒无收。我们这样的人家还不至挨饿,但是没有菜吃。老是吃慈菇汤,很难吃。比慈菇汤还要难吃的是芋头梗子做的汤。日本人爱喝芋梗汤,我觉得真不可理解。大水之后,百物皆一时生长不出,唯有慈菇芋头却是丰收!我在小学的教务处地上发现几个特大的蚂蟥,缩成一团,有拳头大,踩也踩不破!(汪曾祺:《我的家乡》,《汪曾祺全集》(五),第189—19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高邮百年以来,一直为水灾所苦。高邮“悬湖”的地形,古已有之,秦少游曾形容为“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环以方顷湖,粘天四无壁”(《送孙诚之尉北海》)。然而检索从宋代以来的高邮文人诗词,到了近代,谈及水患的篇章才陡然增多。高邮近代水灾之频,应与明清以来,黄河与淮河从合流到分流有关。尤其是万历之后采“蓄清刷黄”的河策,保证运河水量,淮水南下经高邮穿过运河,向东入海。高邮等里下河地区遭受水患的机率大增。晚清高邮诗人谈人格在《导淮叹》中指出:“长淮入海道,久被黄河夺。河流今北归,淮亦难迳达。……即如导淮之说岂不伟,其奈济川力薄非所胜。吁嗟乎!河流既退淮并缩,八百年方逢此局。鸿陂可复更几时,来告徒闻两黄鹄。”(谈人格:《导淮叹》,王鹤编著:《古代诗词咏高邮》,第725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

据新编《高邮县志》,自明万历十九年(1591)至民国37年(1948)的357年间,高邮共发生127次较大水灾,平均不到三年就发生一次。城中专门建有“水部楼”,楼上设大鼓,用来及时向市民报警。(廖高明:《水部楼——洪灾频仍的象征》,《高邮文史资料》第十三辑,第193页,高邮,政协江苏省高邮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频繁的水灾甚至导致了淮河流域文化环境的衰落,有清一代,苏北与江南的经济、文化差距越拉越大。(〔美〕佩兹:《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第1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理解汪曾祺水灾记忆背后的历史成因,就不难理解身为高邮人的汪曾祺,为什么对家乡的水灾念兹在兹,“我的童年的记忆里,抹不掉水灾、旱灾的怕人景象。在外多年,见到家乡人,首先问起的也是这方面的情况”,(汪曾祺:《故乡水》,《中国》1985年第2期。)以至于他离家42年后,1981年首次返乡,主要动机就是为了调查高邮的水利建设。

高邮士绅的救灾传统与民胞情怀

1931年的大洪灾,不仅在现代灾荒史上,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有着不一般的地位。配合中共中央的决议,左翼作家将1931年洪灾视为“最值得作家们抓住的主要的题材”,对之进行了集中描写,当年秋冬,“左联”常务委员田汉创作了话剧《洪水》。1932年1月,第2卷第1期的《北斗》杂志又推出了匡庐的短篇小说《水灾》。当然,最引人瞩目,也最具文学史地位的,是著名作家丁玲的《水》。

《水》描写了灾民们的自救、受难、觉醒和反抗。在小说结尾,这群“饥饿的人群”在识破了政府赈济的虚伪后,“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决心以反抗斗争去拿回“自己的东西”。这部小说充分肯定了灾民革命的合法性,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对灾荒的话语策略,被钱杏邨称为“左翼文艺运动一九三一年的最优秀的成果”。(钱杏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北斗》1932年2期。)

不过,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按照《水》的描写,在重兵戒备之下,仅极少数先到的灾民有幸在粥厂领‘一碗薄粥’,只有1%的灾民得到异地安置。这些细节在1931年的大水灾中都可对号入座。但总体来看,作为国民政府的赈济措施绝非‘虚伪’所能定义。据灾后统计,‘国水委’募集中外人士捐款750余万元,经用款项及赈品总计7000万元,仅急赈一项即达1700余万元,受赈区域即达269县,受赈人口500万。”(杨慧:《灾荒中的艰难“向左转”———再论丁玲的〈水〉》,《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3期。)

《水》描写了灾民与政府乃至军队之间的冲突,而在这场冲突中,“士绅”这种角色是缺席的,唯一沾边的是灾民充满义愤讲述中提到的“有钱人”:

我晓得,有钱的人不会怕水,这些东西只欺侮我们这些善良的人。我们在张家做丫头的时候也泓过水,那年不知有几多叫化子,全是逃荒的人,哼,那才不关财主们的事,少年们照旧跑到魁星阁去吃酒,说是好景致呢,老爷在那年发了更大的财,谷价涨了六七倍,他还不卖,眼看野外的尸身一天一天多起来……唉,讲起来都不信,有钱人的心像不是肉做的。(丁玲:《水》,《丁玲全集》(三),第406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这种细节也是可以在当时生活中找到原型的,但以此概括士绅群体在灾荒等社会事务中的角色,则未免失于偏颇。以清末淮灾而论,江苏士绅一直试图接手治淮事业,1906年张謇曾上书江苏巡抚,要求成立导淮局,他甚至说服江苏咨议局,成立了江淮水利公司,但这一举措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自清末至民国,治淮工程一直在政府、士绅、灾民三方之间博弈与互动。

1931年8月26日高邮决堤之后,《申报》9月1日刊登了江苏水灾义赈会题为《救命!救命!!救命!!!》的紧急启事。后来的高邮救灾,主要由上海华洋义赈会主持,复堤工程花费36.28万元,发放面粉2000吨,主体款项来自一位自称“林隐居士”的匿名者20万元的捐款,而华洋义赈会复堤的倡议者、监管者是美国传教士托马斯•汉斯伯格(中文名何伯葵)。整个1931年高邮救灾,是由政府与中外慈善民间力量共同完成的,其中民间力量占的比例,甚至远远超过了政府。(参见倪文才:《故事里的故事》,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孔祥成:《民国义赈募捐机制探析——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助为例》,《河北学刊》2008年第2期。)

所谓“士绅”,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在传统中国,士绅阶层掌控着县城以下社会的“公共领域”,他们担当着三种类型的角色:维持秩序的角色(组织防卫、民事仲裁、赈灾济贫)、经济角色(引进外贸、修建水利、调控物价)、文化角色(主持祭祀、书院讲学、主导舆论)。士为四民之首,他们既是地方官吏的协助者,也是官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者。(关于“士绅”的界定与社会功能,中外学界多有讨论,这里只做一个共识的概括。参见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北京,学林出版社,2000;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等等。)如果官府与民众发生冲突,士绅往往会站在民众一边,力图改变官府的决定,正如张仲礼指出的那样:“地方领袖是他们力量的源泉。”“如江苏曾有这样的事例,当高邮等县因遭水灾时,两江总督在奏章中说,‘在城居民有力之家,例不在赈恤之列’。但是,高邮生员朱恺七,聚众罢市,抬神闹哄公堂、衙署,勒要散赈。”(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53页,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相比平民百姓,士绅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大的力量,(水灾之后,“全县粮食几乎颗粒无收。我们这样的人家还不至挨饿,但是没有菜吃”。汪曾祺:《我的家乡》,《汪曾祺全集》(五),第19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同时也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士绅在救灾中担当超越性的角色。比如清代设立归海坝,让“堤坝之争”成为里下河不同地域之间的利益争夺:在抵挡不住高邮湖水上涨压力时,一旦开坝,里下河地区尽成泽国,但不开坝,一旦堤决,高邮全城都将被淹没。这便是谈人格在《保坝谣》叙述的“长淮千里来自西,官民扰扰争一堤。保堤坝必启,保坝堤又危”。官府要护堤,要求开坝泄洪,百姓则反对,因为“青青之稻方满田,留坝一日增获千,忍使未秋先弃捐”。最后“毕竟官尊民不胜”,“水高丈六坝则启”,这是有碑为证的旧例。然而谈人格很怀念能以军法治淮河防洪的左宗棠,能做到“是岁坝不开而水竟无恙”,“安得飞符申厉禁,爱民重遇左文襄”。(谈人格:《保坝谣》,王鹤编著:《古代诗词咏高邮》,第725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谈人格作为地方士绅,立场是在民众一面的,尽管决堤会淹没他自己居住的高邮城。

谈人格是高邮名人,(谈人格,同治九年(1870)考取江南第一名优贡,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历署赣榆县教谕、淮安府教授,中举后补授砀山县训导。见《再续高邮州志·艺文志》,转引自王鹤编著:《古代诗词咏高邮》,第724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也是汪曾祺的外曾祖父。(“我的祖母是谈人格的女儿。谈人格是同光间本县最有名的诗人,一县人都叫他‘谈四太爷’。我的小说《徙》里所写的谈甓渔就是参照一些关于他的传说写的。”《我的祖父祖母》,《汪曾祺全集》(五),第12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他的诗词中,咏水灾的篇目相当多,如描述同治五年(1866)夏运河堤决的《清水潭决纪事》,与汪曾祺《自报家门》《钓鱼的医生》中的水灾叙事非常相似,仿佛这是高邮百姓的百年宿命:

危堤乍欲溃,惊走鸣鼓鼙。

河弁讵弗闻,夜半贪安栖。

涓涓不早塞,后悔乃噬脐。

可怜千万村,浊浪迷高低。

富家得船去,余劫归犬鸡。

贫者不及迁,汩没如凫鹥。

谈人格一向认为决堤前后的灾祸,既有天灾,亦有官吏颟顸造成的人祸(参见《保坝谣》),因此他在诗末讽刺地写道:“父老泣且跪,双膝沾涂泥。一纸张通衢,似欲慰灾黎。此灾天所为,胡用长号啼?”(谈人格:《清水潭决事》,王鹤编著:《古代诗词咏高邮》,第726页,扬州,广陵书社,2006。)

关注水灾的乡先贤,还有一位是汪曾祺生母杨氏的叔祖父杨福申。他的《水车行》正好可以与《故乡水》对照,里面同样详细记录了车栽秧水时“‘外头不住地敲’——车水都要敲锣鼓;‘家里不住地烧’——烧吃的;‘心里不住地焦’——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把田里的水上满”(汪曾祺:《故乡水》,《中国》1985年第2期。)那种图景:

爰有头闸设城北,水门苦高流苦塞。大田龟坼秧针枯,农夫仰天长太息。……水车百计人千计,水声澎湃人喧哗。踏车相戒勿偷惰,劳悴差逾袖手坐。……妇子远饷来纷纷,人声鼎沸天应闻。

杨福申终身未仕,替在京师的兄长管理家政,支应用度。但在《水车行》里却大声疾呼“畴将疾苦告当途,弊政奚难一朝革。我闻因民所利利最溥,不费之惠在官府。愿将歌谣备采风,未必将来绝无补。贱士可怜言总轻,刍荛安用鸣不平”。

淡人与老杨,都是汪曾祺笔下的“士绅”

应该说,这种士绅的救灾传统与民胞情怀,对于汪曾祺影响很大。在汪曾祺1931年大洪灾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除了大水造成的灾害图景外,便是父亲的作为:

民国二十年发大水,大街成了河。我每天看见他蹚着齐胸的水出去,手里横执着一根很粗的竹篙,穿一身直罗褂,他出去,主要是办赈济。我在《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拴在王淡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写的实际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人治病,而是去送“华洋赈灾会”发来的面饼。

汪曾祺强调“这件事写进了地方上人送给我祖父的六十寿序里,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汪菊生在汪曾祺的记忆中“为人很随和,没架子。他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有关公益的事情。因此在地方上人缘很好”。(汪曾祺:《我的父亲》,《汪曾祺全集》(五),第35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汪曾祺在《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淡人“看看病人身上盖着的破被,鼻子一酸,就不但诊费免收,连药钱都白送了……有人说:王淡人很傻”,但在结尾却写出了他在父辈身上看到的地方士绅风范:

王淡人就是这样,给人看病,看“男女内外大小方脉”,做傻事,每天钓鱼。一庭春雨,满架秋风。

你好,王淡人先生!(汪曾祺:《故乡人》,《汪曾祺小说全编》(中),第563—5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汪曾祺自1939年离开高邮,辗转往昆明求学,其后42年从未返乡。1981年6月,汪曾祺小学同学、高邮中学物理教师刘子平受高邮宣传文化部门之托,来信问汪曾祺是否愿意回乡一看。汪曾祺表示愿意回乡调查高邮的历史情况,希望对方做些准备工作。(“一,搜集整理秦少游的材料;二,调查一下高邮的历史情况,主要是宋代高邮的情况;三,调查高邮明代的一个散曲作家王磐的材料。”徐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第177页,扬州,广陵书社,2016。)但很快,因为《人民日报》的约稿,汪曾祺将回乡的工作方向调整为高邮的“水利建设”:

人民日报知道我有回乡之意,曾约我写一点家乡的东西,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均可。我现在想到的一个现成的题目是《故乡水》。听说高邮的水患基本上控制住了,这是大好事。我想从童年经过水灾的记忆,写到今天的水利建设。如果方便,请与水利部门打个招呼,帮我准备一点材料。胡同生(此人你想当记得)在江苏水利厅,届时我也许拉他一同回来。他是水利专家,必可谈得头头是道。(汪曾祺:《致刘子平》,李建新编:《汪曾祺书信集》,第245—24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

显然,汪曾祺的调整是因为《人民日报》的约稿,换言之,《人民日报》的约稿将汪曾祺的关注点从自身兴趣浓厚的乡土历史,转向了公共性与现实性都更强的水利建设状况,而且他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但社会参与度更高的“报告文学”作为返乡写作的预设体裁。

1981年10月6日,汪曾祺乘车南下,7日先抵南京,在南京逗留三日,果然先找了初中同学、江苏省水利厅总工程师胡同生,听他介绍高邮的水利工程。10月10日自南京抵高邮,至11月23日前往镇江,汪曾祺在高邮住了一个多月,期间走亲访友,游玩胜迹,也观察故乡市井人物,还要为母校与机关干部做文学讲座。而《故乡水》是已经答应必须完成的任务,因此汪曾祺“硬是挤出时间,起早带晚地翻阅了当年出版的《运工专刊》《勘淮笔记》等大量有关高邮水情的文字、图片资料,还接连参加了由高邮水利专家、水利技术人员介绍情况的座谈会,访问了县里几位前后主持水利工作的领导同志,并到运河畔的车逻公社、‘十年九涝、十涝九灾’的全县地势最低洼的川青公社实地考察了一天”。(金实秋:《水边的抒情诗人——说说汪曾祺与故乡水》,《补说汪曾祺》,第136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故乡水》的背景,是作者“童年记忆”里水旱二灾的可怕往事:

我的家乡苦水旱之灾久矣。我的家乡的地势是四边高,当中洼,如一个水盂。城西面的运河河底高于城中的街道,站在运河堤上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顶。运河经常决口。五年一小决,十年一大决。民国二十年的大水灾我是亲历的。死了几万人。离我家不远的泰山庙就捞起了一万具尸体……我的童年的记忆里,抹不掉水灾、旱灾的怕人景象。

正是基于这种童年记忆,及对家乡的现实关怀,“调查水利”成了促使汪曾祺回乡的主要目的:“我这次回乡,除了探望亲友,给家乡的文学青年讲讲课,主要目的是想了解了解家乡水利治理的情况……家乡人现在可以吃到江水,水灾、旱灾一去不复返了!县境内河也都重新规划调整了;还修了好多渠道,已经全面实现自流灌溉。我听了,很为惊喜。因此,县里发函邀请我回去看看,我立即欣然同意。”

汪曾祺1986年写作的《他乡寄意》,再次确认了他1981年回乡的主要动机是“关心水灾”:

县城的西面是运河,运河西堤外便是高邮湖。运河河身高,几乎是一条‘悬河’……民国二十年的大水我是亲历的。湖水侵入运河,运河堤破,洪水直灌而下,我们家所住的东大街成了一条激流汹涌的大河。这一年水灾,毁坏田地房屋无数,死了几万人。我在外面这些年,经常关心的一件事,是我的家乡又闹水灾了没有?前几年,我的一个在江苏省水利厅当总工程师的初中同班同学到北京开会,来看我。他告诉我:高邮永远不会闹水灾了。我于是很想回去看看。我十九岁离乡,在外面已四十多年了。

苏北水灾得到根治,主要是由于修建了江都水利枢纽和苏北灌溉总渠。这是两项具有全国意义的战略性的水利工程……我参观了江都水利枢纽,对那些现代化的机械一无所知,只觉得很壮观。但是我知道,从此以后,运河水大,可以泄出;水少,可以从长江把水调进来,不但旱涝无虞,而且使多少万人的生命得到了保障。呜呼,厥功伟矣!

……我站在平整坚实的河堤上,看着横渡的轮船,拉着汽笛,悠然驶过,心里说不出的感动。(汪曾祺:《他乡寄意》,《汪曾祺全集》(四),第6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由于“对那些现代化的机械一无所知”,汪曾祺在《故乡水》里避实就虚,还是回到了他擅长的人物观察与描写。《故乡水》除了交代写作的前因后果,用了超过一半篇幅记录了对一位“老杨同志”的采访。

这位老杨同志,带领大家兴修水渠,让久受水旱之苦的车逻地区有了自流灌溉,但因为私自买卖耕牛筹集经费,修渠又占了私田与私坟,被人联名控告,最后的处理是撤职、留党察看。

汪曾祺对于这位“以民为本”的前官员相当欣赏,《故乡水》的末尾写道:

对于这个人的功过我不能估量,对他的强迫命令的作风和挖掘私坟的作法也无法论其是非。不过我想,他的所为,要是在过去,会有人为之立碑以记其事的。现在不兴立碑,——“树碑立传”已经成为与本义相反的用语了,不过我相信,在修县志时,在“水利”项中,他做的事会记下一笔的。县里正计划修纂新的县志。

意犹未尽,汪曾祺又补了一笔:“这位老杨中等身材,面白晳,说话举止温文尔雅,象一个书生,完全不象一个办起事那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人。”

《故乡水》结尾的语句结构,与《钓鱼的医生》如出一辙:

我忽然好像闻到一股修车轴用的新砍的桑木的气味和涂水车龙骨用的生桐油气味。这是过去初春的时候在农村处处可以闻到的气味。

再见,水车!(汪曾祺:《故乡水》,《中国》1985年第2期。)

这种抒情式结尾蕴含的情怀,就像《故乡水》提到“我相信”新修的县志会记下老杨所做的事,与“地方上人送给我祖父的六十寿序”,或王淡人的“一条命换一块匾”一样,指向的是地方历史的认定与褒贬,也是地方士绅异常看重的不朽事业。“老杨同志”自然是党培养的干部,但在发动、完成车逻的自流灌溉这件公益事业上,他发挥的作用,与地方自治传统中士绅的作用是一致的。

汪曾祺水灾叙事对士绅传统的呼应

《故乡水》的写作与发表都不算顺利。汪曾祺回京之后,“杂事猥集”,12月13日致高邮宣传部陆建华的信中说“《故乡水》迄未完稿。也许这篇东西要流产”。(汪曾祺:《致陆建华》,李建新编:《汪曾祺书信集》,第12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陆建华后来回忆说汪曾祺“回乡前就有许多考虑,踌躇满志,志在必得,到了家乡后他还辛辛苦苦地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积累了厚厚一大沓资料,但到了动笔后就感到很不顺畅,写了一半不到就产生不祥的预感”。(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第5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转过年来,汪曾祺在1982年2月22日致陆建华的信中谈到,《故乡水》已写就寄出,只是遭到了《人民日报》的退稿:

《故乡水》,人民日报来信说写得生动,但材料太旧,作为报告文学不合适,已退回。他们的意见是对的。过一些时我也许把它拆成三篇散文,但一时没有时间。(汪曾祺:《致陆建华》,李建新编:《汪曾祺书信集》,第130—13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金实秋猜测《故乡水》“拆成三篇散文”,即包括《中国》发表的《故乡水》与《新华日报》1986年9月17日发表的《他乡寄意》,因为后者也写到高邮的水灾。金实秋:《水边的抒情诗人——说说汪曾祺与故乡水》,《补说汪曾祺》,第136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但是据汪曾祺1986年8月28日致陆建华信:“《新华日报》所要稿写出……此文毫无文学性,如报纸不用,可掷还。或丢进字纸篓也亦可。”汪曾祺:《致陆建华》,李建新编:《汪曾祺书信集》,第15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考虑到《中国》发表的《故乡水》已经超过5000字,《人民日报》的约稿字数不太可能更多,而《他乡寄意》中还包括高邮历史、文化、科学等各方面内容,笔者倾向于《故乡水》全文发表于《中国》,《他乡寄意》则使用了汪曾祺在高邮调查水利所得材料。)

以1980年代的文类标准衡量,《故乡水》确实很难称得上“合格”的报告文学。首先,这位老杨同志是一个曾有“违法乱纪”记录的前官员,其次,汪曾祺关心的、老杨叙述的,是“自流灌溉是怎么搞起来的”,那是合作化时期的往事,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几无关系。《人民日报》判定为“材料太旧”,概基于此。汪曾祺也承认“他们的意见是对的”。

汪曾祺没有把回乡收集的大数据,如1958年至1980年,国家整治运河堤几项大工程,累计投入2500多万,高邮动员民工近13万人,完成土方若干与石方若干,等等,(倪文才:《故事里的故事》,第118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写进《故乡水》里,而只是着重写了老杨同志这么一个“象一个书生”的官员,这是什么缘故?笔者认为,汪曾祺关注故乡的水灾,重点是关注这项大工程中“人”的作用,一是水利工程的修建让多少黎民免于灾荒之苦,一是这样造福民众的工程,是由什么样的人推动完成的。

汪曾祺离乡40余年,仍念念不忘故乡的水,哪怕是用自己并不擅长的报告文学体裁,他也想为家乡的水利建设唱一曲赞歌,尽一点微力。虽然他与“老杨同志”一样,并没有传统的士绅身份,但他们对家乡民众福祉的关怀,与旧时士绅并无二致。

汪曾祺在1990年所作《老学闲抄•皇帝的诗》里出人意料地表扬了康熙与乾隆的诗(他别的文章里对帝王权贵的诗一向没什么好话),究其原由,在于这两位皇帝对高邮水患的关注:

乾隆这首诗写得真切沉痛,和刻在许多名胜古迹的御碑上的满篇锦绣珠玑的七言律诗或绝句很不相同。“其乐实未见,其艰亦已甚”,慨乎言之,不啻是在载酒的诗翁的悠然的脑袋上敲了一棒。比较起来,康熙的一首写得更好一些,无雕饰,无典故,明白如话。难得的是民生的疾苦使一位皇帝内心感到惭愧。“凛凛夜不寐,忧勤悬如擣”虽然用的是成句,但感情是真挚的。这种感情不是装出来的,他没有必要装,装也装不出来。

康熙和乾隆都是有作为的皇帝。……他们真是做到了“深入群众”了,尤其是康熙。他们的关心民瘼,最终的目的,当然还是为了维持和巩固其统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们知道,脱离人民,其统治是不牢固的。他们不只是坐在宫里看报告(奏折),要亲自下来走一走。关心民瘼,不止在嘴上说说,要动真感情。因此,我们在两三百年之后读这样的诗,还是很感动。

我希望我们的领导人也能读一点这样的诗。(汪曾祺:《老学闲抄》,《汪曾祺全集》(五),第75—76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在这篇文章里,汪曾祺言说的对象,不再是普通的读者,不是“我悄悄地写,你们就悄悄地读”,而几乎像是谈人格那样,激动地“进言”:“脱离人民,其统治是不牢固的。”

1991年夏天,高邮又遭遇了特大洪水袭击。汪曾祺十分关心故乡,不断打听水情信息。当年秋,汪曾祺再返高邮,据亲自陪同的金实秋记述:

曾陪同汪老去川青公社参观水利建设的史善成,此时已升任分管农业、水利的副县长,他们又一次谈到了水。在席间,汪曾祺特地斟满了一杯酒,站起来对史善成说:“史县长,父母官,高邮保住大堤,就保住了里下河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你们功不可没,我敬你一杯!”餐后,他又特地书一联赠之:“良苗亦怀新,素心常如故。”据我所知,汪曾祺用如此诗句题赠党政领导的极少,也许这也是仅有的一例。(金实秋:《水边的抒情诗人——说说汪曾祺与故乡水》,《补说汪曾祺》,第13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考察近代高邮的水灾叙事,文人士夫对水患的记录,对农稼的关注,对庶民的哀怜,这些都会保留在这座小城人文风气的流传浸润之中。汪曾祺《故乡水》《自报家门》《钓鱼的医生》等作品中呈现出的水灾叙事,也饱含着这种“民胞物与”的士夫情怀。汪曾祺自我定位的“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小说回顾》,《汪曾祺全集》(六),第60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其实也可以用来描述旧时地方士绅“悯农”的心情。

跟传统文人的书写相比,汪曾祺的水灾叙事又透露出一种乐观的情绪,这与他其他小说里感慨旧时匠人技艺的没落、民间美好人性的脆弱不同,他笔下对故乡水灾与防灾的密切关注,既充满对百姓受灾的哀怜,又不吝对新水利工程的溢美之辞。1992年4月,汪曾祺在《故乡的野菜》结尾,又重现了《钓鱼的医生》《故乡水》结尾抒情的结构:

我的家乡本是个穷地方,灾荒很多,主要是水灾,家破人亡,卖儿卖女的事是常有的。我小时就见过。现在水利大有改进,去年那样的特大洪水,也没死一个人,王西楼所写的悲惨景象不复存在了。想到这一点,我为我的家乡感到欣慰。过去,我的家乡人吃野菜主要是为了度荒,现在吃野菜则是为了尝新了。喔,我的家乡的野菜!(汪曾祺:《故乡的野菜》,《汪曾祺全集》(五),第337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汪曾祺曾自我总结为:“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他的文字里,虽亦不乏洋洋出尘、不滞于物的道家风韵,但根柢是儒家的诗教传统,也正是士绅传统的伦理核心。这一点,在汪曾祺的水灾叙事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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